最近，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居民在一次社区会议上聚集，讨论该市长期面临困境的公立学区的最新计划，感到困惑和愤怒。没有什么问题比关闭中央高中的提议更具争议性。
中央高中的关闭标志着美国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尤其是法院命令的社会工程整合城市学校方面的失败。根据美国地区法官拉塞尔·克拉克的命令，密苏里州的纳税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支付了约20亿美元的资金，使堪萨斯城的学校变得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吸引了郊区的白人学生，扭转了二战后的“白人外逃”现象。
克拉克借鉴了他在波士顿的同事小亚瑟·加里蒂(Arthur Garrity Jr.)的经验，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强制校车计划遭到了南波士顿白人社区的强烈反对。实际上，堪萨斯城在20世纪70年代也进行了不受欢迎的公共汽车试验。
克拉克决定通过提升城市学校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学生转学，来实现学校的融合。他向学区提出挑战，要求他们设想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并命令州政府筹集所需的资金以实现这一目标。
中央高中崭新的校区是这一计划的亮点。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大学规模的运动场和现代化的健身房，为模仿古希腊人的强健意志和体魄的课程增添了庄严的氛围。对于对未来科技感兴趣的学生，中央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提供了900台台式电脑，计划招收1000名学生。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称其为城市高中的“泰姬陵”。
其他地区的学校同样令人眼花缭乱——科学和工程实验室、野生动物保护区、电视演播室，甚至还有一个动物园——教师的工资也提高了40%。在必要时，政府还安排专门的出租车接送郊区的白人孩子，送他们到理想的学校。
在接下来的近30年里，堪萨斯城公立学校的总注册人数从约3.4万名下降到如今的约1.4万名。该地区的种族构成多样化：约54%的学生是黑人，27%是西班牙裔，25%的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等。但只有10%的学生是白人。
此外，该地区在教育学生方面仍面临挑战。2011年，堪萨斯市公立学校因表现不佳而失去了认证，直到今年才恢复认证。
大政府的批评者指出，克拉克乐观且资金充足的项目未能证明资金与教育成果之间的联系。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如果资金不能提高学校质量，为什么哈佛会有11位数的捐赠基金？但堪萨斯城的经历无疑表明，单靠资金并不能解决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教育和机会差距。
从泰姬陵学校近30年的历史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学到其他东西。废除种族隔离的项目，无论是采用胡萝卜还是大棒，都可能在追求错误的目标，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学校的种族隔离是可鄙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它使黑人学生蒙受耻辱，同时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它常常使黑人学生接受低劣的教育。
这是两种相关但最终不同的罪行。一种是尊重黑人学生的人性，为他们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另一种是提高黑人学生的教育水平，而不论旁边的学生是谁。不幸的是，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将这两个目标合并在一起，试图确保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一起上学。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这个优先级背后的假设：与白人孩子一起上学不可避免地比与黑人孩子一起上课更优越——如此优越，以至于社会会用巴士将孩子们送到各个地方，或者贿赂白人学生去城市上学。
法院下令废除种族隔离，也将社会变革的重担压在了年轻人脆弱的肩膀上。城市学校的教育环境是经过几代人塑造的，不仅仅是公开的种族隔离，还包括奴隶制对黑人家庭的伤害、限制性的房地产政策、贷款歧视以及所谓的城市更新项目——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法官一时的决定来净化的。
这些实验的悲剧在于，太多的美国人认为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失败意味着正义本身遥不可及。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成年人真诚地为一个机会广泛的开放社会而努力，如果孩子们无论在哪里上学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融合就会以自由选择的方式有机地发生，一次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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